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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喧闹的宁浩拍了部冷峻的喜剧

发帖时间:2024-03-29 05:09:36

▲宁浩 图/受访者提供

▲宁浩 图/受访者提供

  农历2023年腊月二十六晚上8点,导演宁浩出现在视频会议中。喧闹喜剧他戴着一副平光镜,浩拍快穿女配:撩倒男神N次方略显疲惫。部冷还有五天就要过年了,曾经他的喧闹喜剧新片《红毯先生》也将上映,因此一周以来他都是浩拍从中午到晚上不间断地面对一个接一个的采访。到我们这,部冷终于是曾经他年前最后一个工作行程了,双方开场都客气得挺真诚:“见着你们(您)真的喧闹喜剧特别高兴。”

  此时距上一部宁浩独立执导的浩拍电影《疯狂的外星人》(2019)上映已过去五年。《红毯先生》由18年前给他投资拍摄《疯狂的部冷石头》的刘德华主演,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刘德华扮演的曾经大明星刘伟驰冲击金像奖影帝未果,和导演林浩(宁浩饰)打算拍一部农村题材电影突破自我。喧闹喜剧中年失意的浩拍刘伟弛周旋在妻子、投资方、导演、农民、公众的目光之间,反复陷入误解和失语,影片以此揭示沟通障碍之必然。

  一次在B站参加直播时,宁浩被问到,年轻人可以从《红毯先生》中获得什么启示呢?他说:“现在好像刚好撞到了,(大家)说世界是个草台班子,我讲的是草台班子为什么是草台班子的故事。”

  2023年10月,《红毯先生》在平遥国际影展展映,法国导演吕克·贝松特意去看了,他见到宁浩等在放映现场想看看观众的反应。“他想要变得更好,他不是那种说‘这是我的东西,我不在乎你怎么想’的艺术家。”吕克·贝松说。

  然而在以轻松、积极为主色调的春节档里,《红毯先生》并不讨喜。根据“猫眼专业版”发布的数据,上映第三天,它的排片占比不到4%,票房占比未超过1%。

  喧闹的东西拍烦了,想搞点冷峻的,宁浩对我们讲。

  在早期的两部超低成本、艺术片气息浓厚的《香火》(2003)《绿草地》(2005)之后,宁浩开始了他的时代。在大众的印象中,宁浩所有的导演作品,从《疯狂的石头》(2006)到《疯狂的外星人》,大多是热闹的、快节奏的、张扬的,是风格鲜明、大众乐于买单的快穿女配:撩倒男神N次方类型电影。

  宁浩是被写进中国类型电影发展史的名字。21世纪初,国内不论电影市场还是电影学界,对类型电影的重要性都没有足够的认知。“那个时候真的敢所谓理直气壮地说要做活、做大电影市场,一定要以类型片为主的电影人还不多。即使是有主张的人,对什么是类型电影,也是比较含糊的。”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副教授王红卫说。

  彼时,不到30岁的宁浩在北京电影学院进修,朴素地想做“好看的电影”,老师王红卫成为他的监制——2006年,《疯狂的石头》横空而出。作为中国电影史上首批类型片范本之一,这部“比较纯粹地靠故事、情节、表演,靠(想着)怎么吸引人去完成的一个商业类型片”,在当时实属罕见。

  从那以后,民间投资看到了类型电影挣钱的可能性。宁浩导演的作品几乎也都做到了在票房上以小博大:《疯狂的石头》投资约300万,票房2300万;《疯狂的赛车》(2009)投资1000万出头,票房1亿,让宁浩成为继张艺谋、冯小刚、陈凯歌之后内地第四位“亿元俱乐部”导演;接着《无人区》(2013)稍微失利(只是对他而言),仅有近3亿票房;但马上《心花路放》(2014)以3000万的制作成本博回超过11亿的票房,让他成为内地第四位票房破10亿的导演。

  “那个时候一年我得接到不知道多少个本子是仿制《石头》的。招生的时候,问以后想做中国导演里像谁一样的,那之后的十年宁浩的提及率都是最高的。”王红卫回忆。从《疯狂的石头》到《疯狂的外星人》,王红卫与宁浩合作十几年,也是这一时期,包括宁浩在内,一代商业类型片电影人的进化完成。

  宁浩还做了其他事。2012年,《黄金大劫案》上映,宁浩自己的公司坏猴子影业成立。四年后,他发起“坏猴子72变电影计划”,第一期签约了13位导演,后来一度扩编到19位。宁浩对那一批中的扶持对象、后来拍摄了《孤注一掷》的导演申奥说过,导演不是一个一个出的,是一个时代一个时代、一批一批出的,要做这一批人。

  坏猴子很快以几部爆款电影打响名声,它们多为现实题材,包括改编自真实人物事件的《我不是药神》(2018)、关于“骗保”题材的《受益人》(2019)、讲述小人物发展史的《奇迹·笨小孩》(2022)等,最近的是2023年夏天上映、狂揽近40亿票房的反诈题材电影《孤注一掷》。宁浩以监制身份出现在这些电影的主创名单上。

  他自己的创作似乎一度陷入低迷,从《疯狂的外星人》之后,他不知道要拍什么了。在主旋律电影《我和我的祖国》(2019)《我和我的家乡》(2020)里,他拍了两个不同年代的故事,主角都是热心肠的小人物张北京,拥有旧时代的开放怀抱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品格。

  不过,宁浩一直试图保持创作者观察和回应当下时代的触觉。“可能我到什么时候都会担心(触觉是否灵敏)这个问题,就像一个钢琴家担心自己的耳朵,一个画家担心自己眼花一样。那个(触觉)是最重要的,一个创作的人最重要的一件武器,就是能够体验这个世界。”

  在《红毯先生》正式上映前,我们与宁浩聊了聊这部电影的创作始末,以及他对沟通障碍、短视频、电影何为等问题的思考。

▲电影《红毯先生》剧照

▲电影《红毯先生》剧照

  · 对话宁浩

  有了那么多沟通工具,结果我们的关系越来越远

  南方人物周刊:《红毯先生》的主题是关于人与人的沟通,充满障碍和无法理解,你也曾提到过这来自中年之后的体会,所以类似的处境在你身上会很明显吗?或者这样的感受具体来自哪里呢?

  宁浩:更多是来自社会观察吧,当然我也有某些体验。实际上我在思考,我们在经历一个特别大的变化,整个社会的生产形态在经历特别大的变化。

  虽然我小时候的城市也叫城市,但那些城市是以各种厂矿作为集群的。人一生都是蛮固定、稳定的,沟通的面也挺有限,一个小摊子就可能支撑一生。

  时代的变化——人口的大流动已经进行了很久,还有生产方式(变化),工商业文明进一步地进入到生活等等,比起以前稳定的工作关系,人的关系更加随机、更加临时。这些快速组合对于工商业文明是有好处的,但必然产生一些问题,比方说以前可能并没有那么严重的沟通问题,现在就出现了,以前的生意都是做这小区的,但是网络时代,你的客户扩大到整个世界,沟通就变得复杂起来,在沟通中产生的问题也凸显,各种无力,不畅,片面。

  因为时间和效率的问题,只能快速看到一些信息就做出并不理性的情绪化的判断,导致错误百出,纷争四起,就是一直在吵架。我感觉在这种氛围之下,每个人都会焦虑,很谨慎,然后气氛变得蛮紧张。这种紧张的气氛,可能每个人都有体感。

  南方人物周刊:你所说的人口流动、网购兴起及其带来的整个社会样态变化,现在回想起来已经存在了二十年左右,而这个片子是在近四五年创作的,为什么是在这个节点呢?

  宁浩:你说20年得有了,其实我这么跟你说,是因为到了移动互联网终端这一步。每一次技术的进步都会加深这部分,像早年间大家写博客要写500字,写500字是需要理性思考的,需要一个人阐述观点、论据、论证,但是变成移动终端的时候,只需要发两个字,MD,SB。

  (移动终端的)普及其实是最近十年,包括最近几年出现的更全面和大信息量的抖音、快手,以及网购、送餐,这些的全面化也就五六年。这样的话,我前面说的那种沟通问题就覆盖到了所有人。所以我感觉它仍然是一个新兴问题,而这个问题并没有(被)梳理,我们并没有深入思考,我们怎么都不能好好说话了?

  南方人物周刊:看来发展时间过短也是造成问题的要素之一,在媒介和生活环境发生巨变之后,人抛弃了原先的交流模式,可又没法在短时调整过来,找到一套新的沟通方式。

  宁浩:而且你知道线上会影响线下,搞得我们线下处理问题有时候也会蛮极端、蛮简单的。因为效率要求很高,有时候跟客户沟通,能定就行,不能定,算了我换一家。公司时不常就要弄一轮裁员了,回家三天就要和父母发生一些讨论。(笑)服务员都变成机器人了,点餐都是扫码,你也没法问人家哪道菜做得最好。

  我们有了那么多沟通工具,结果我们的关系越来越远,越来越冷。

  以前田园牧歌式的城市变成现在冰冷的城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快捷而无效,就像电影最后刘伟驰在冰冷的城市群里自己搞平衡车,我觉得有点无奈。但是时代如此。人与人也沟通不了,永远都是孤岛。

  南方人物周刊:电影中在归结这种沟通障碍的原因时,很多时候暗示是因为人的自大,以自我为中心,并不理解他人在想什么。这也是这个时代会给人带来的某种影响吗?

  宁浩:人类的沟通问题自古就有,从根源来说就是每个人的自负与自我中心。只有满足那个部分人才觉得开心嘛,反复肯定自己,轻则是我执,重则是傲慢,是自负。这个部分确实又会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而放大。

  我会明显觉得“我”的这个部分会更加强烈,就是“我”喜欢什么、“我”怎么想是最重要的,其实是在逐渐瓦解共识。

  南方人物周刊:所以影片一开始就借刘伟弛之口表达了“人的处境不同、性别不同、经历不同,沟通是没办法进行的,只能放弃沟通”这个意思,也有你的部分态度在其中吗?

  宁浩:那就是这个片子的一个命题而已。最后我们确实是没有办法沟通,但是我们还在努力沟通吧,不能连个想沟通的愿望也没有。

  南方人物周刊:你之前几部多线叙事的故事里,都有一个“物”来串联,《疯狂的石头》里的翡翠,《疯狂的赛车》里是毒品和钱,《无人区》是隼,《黄金大劫案》当然是黄金,大家互相争夺,物品从这一方又易手到另一方,就像几支球队在踢球赛一样,踢出几个好球坏球。但在这一部里,多线叙事的核心是一个“人”,以他的遭遇串联起了各种人和现象,不知道这一点是不是某种创作或想法的变化呢?

  宁浩:我会觉得是这样的。在某一个时期整个社会情绪上头更多的是一种欲望,物质欲望,让我们奋发图强的都是房、车、金银财宝。我们曾经为这个部分狂奔了几十年,在跑累了之后,或者觉得已经结束了那个阶段之后,什么变得重要起来?自然不会光是一件物质,显得有点不够力了。

  我写戏也都是靠体感,因为我基本也不买小说,大多数都是自己原创,所以那个其实是一种我对于这个世界和社会的感受。

  南方人物周刊:你的体感大概是在哪个时期结束了狂奔期?

  宁浩:《心花路放》(2014)左右吧。好像物质已经不是一个特别主要的问题了,在悄然发生转变。那时候都在问“你幸福吗?”我就拍了一个关于“你幸福吗”的电影。(笑)

▲电影《疯狂的石头》剧照

▲电影《疯狂的石头》剧照

  讲礼貌的喜剧

  南方人物周刊:你在和刘德华聊刘伟驰这个角色的时候,会讲到人是孤岛、沟通的无力呈现出的悲剧感这些吗?

  宁浩:没有。我信奉的一个原则是,不要给演员增加特别多的理解负担,可能会更麻烦。想得太多了,不如简洁一点。其实演员是很聪明的,能从剧本当中读到很多东西,不一定说得清楚。但是我的感觉是说清楚未必好。演员更加是靠感性来表达自我的人。理性是导演的事情。

  南方人物周刊:最开始你去跟他说这个设定、故事的时候,他第一反应是什么?

  宁浩:第一反应就有点懵,愣了挺长时间,然后在琢磨,那个眼神就一直看着我,我感觉那意思是——你想干嘛?(笑)他没有接触过这样的题材,完全是演自己,但里头这些事情他又没有做过,也没有发生过,要是让别人觉得他是这样的其实不好。大家都会有小担忧吧,我也能理解。

  但是我觉得这样才好玩嘛。我说咱们现在就跟那个 vlog、抖音一样,记录自己的生活,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的导演,要用记录自己生活的态度(创作)嘛,他也赞同。大家同构了嘛。

  南方人物周刊:片中导演林浩一角也让观众觉得真真假假的,这个角色有哪些贴你的地方呢?

  宁浩:比方说脾气不太好,别人一说就有点着急啊,老希望刺儿别人,这个可能有点像我。也会有不一样地方,我从来没学过法语,(笑)不会因为要去电影节还学法语。

  南方人物周刊:你说过拍这样一个跟自己有点互文的角色,会有一种自我审视,但当时只提了这么一句。那个自我审视又是什么?

  宁浩:一上镜发现自己这么胖。(笑)

  其实也没有拍太多,就那几场戏。一上来,先跟他(刘伟驰)讲了一下剧本,我说这个电影是讲沟通和偏见,他说应该是那个(父爱)。这俩人根本尿不到一壶。我就,嗯……想一想,结果也没说话。我发现这还挺像我的:有什么话呢,总是不能当面说出来。

  刘伟驰去体验了一下生活,两个人又开始互相吹捧——只有你能(干)这个,还是你有经验。于是他借机又在提父爱,我马上又借坡下驴,就跟编剧说父爱也要加进去,(笑)纯粹中国人这套互相给面子的酒桌文化了。

  南方人物周刊:在剧本阶段有更具冒犯性的设定或情节吗?

  宁浩:我觉得其实都控制在一个尺度当中吧,没有特别冒犯的。我一直说这个喜剧是一个讲礼貌的喜剧,保持讲文明。我在写的时候,其实都有合理性,比方说他(刘伟弛)似乎触及到了跟 Summer(片中拍摄短视频的女导演)的情感戏的时候,他已经离婚了,并没有到道德的禁区;比方他跟经纪人沟通,最后情绪上来动了手,我们给他处理到只是扔了个东西,并不是真的挥拳打。基本上是一种玩笑态度吧。

  南方人物周刊:《红毯先生》在多伦多电影节放映之后,《Variety》的专访中你提到,你过去的电影更关注蓝领工人,慢慢地大家从工厂出来到了办公楼,电影构图和美学就转向白领、办公室的审美。是不是因为这样,《红毯先生》,包括像《我和我的家乡》,它们跟之前作品的美学变得不一样了,是一种有意识的改变吗?

  宁浩:你这么敏感啊,《家乡》都看出来了。这个镜头语言应该是跟《家乡》镜头语言比较相近,和以前拍《绿草地》有点像,基本是在全景叙事的节奏上。

  我会趋向于让自己的电影变得稍微冷峻一点,也在寻找新的进步的可能。去尝试呗,你也不知道(会怎么样),只能试。多伦多谈的那个问题,我是从全球电影的角度去看待,但我也在想怎么能够把这两种风格结合结合,很喧闹的电影我是拍得有点烦了。

▲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中,宁浩执导的《北京好人》

▲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中,宁浩执导的《北京好人》

  南方人物周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宁浩:因为旧了。我现在看那样的,我自己都觉得旧了。

  南方人物周刊:是你觉得和(当下的)时代相比可能会旧,还是说从你个人的电影美学趣味看显得旧?

  宁浩:我觉得《疯狂的石头》式的那种东西已经讲20 年了都快,(笑)它当时看起来是蛮新潮的一个东西,但实际上现在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处理办法了,很多人都在拍,已经是一个套路活了。没有创新,不能让我兴奋。

  南方人物周刊:这种冷峻的风格全部来自你自己的琢磨思考,还是说也有一些来源?

  宁浩:北欧有一批拍这种比较冷峻的电影的导演,包括像比较火的《悲情三角》的导演、阿基、罗伊·安德森,日本的北野武也是非常冷峻的极简的导演。美国不是有一句形容,叫“少即是多俱乐部”。我是在这种简约当中去寻找和我的题材结合的突破性,在寻找这个可能性。

  南方人物周刊:就《红毯先生》来说,用相对冷峻的拍法和这个题材、故事进行碰撞,有哪些对于当时的你还挺有突破性的?

  宁浩:这次镜头数量非常少了,三百多镜,应该是有点极致的,今天的商业片一般都得2000镜。但这个故事的信息量其实蛮多的。得在这么少的镜头下把事都说清楚,我觉得对叙事的效率要求挺高。这是一个技术,完成这个、并且用这个部分去结合好叙事,对我来说是比较好玩的一件事吧。

  南方人物周刊:这一阶段的尝试之后,你觉得有什么可以成为经验的东西?

  宁浩:其实也没有,是一个我在摸索、寻找自己状态的感觉。就是我挺往里走的。我想拍简单一点的,是从《心花路放》开始在做努力,试图变得慢一些,简单一点。后来在《家乡》的时候变得比较明确,我要回到《香火》《绿草地》那样的状态。我其实蛮想回到那样的状态。

  有冲击就冲击呗

  南方人物周刊:《红毯先生》中有一条故事线是刘伟驰要演短视频,你讲过短视频时代的到来,其实是影像的变革,短视频让创作权到了每一个人的手里,你大概是在什么时候意识到它带来了信息的解放?它会给你本人带来焦虑吗?

  宁浩:我从手机可以摄影我就知道,(笑)它势必会是这样的。大概十几年前我就经常讲,影像制作与互联网的结合会变成教育的分水岭,是新的印刷术和新的文字,它们的出现会取缔(已有的)传播方式,而且未来会像写字一样是必备技能,最终一定会稀释整个影像权力,把电影祛魅。

  我觉得有冲击也没什么呀,有冲击就冲击呗,我也没觉得我非得捍卫这事,有什么可捍卫的,对吧?历史的潮流才是重要的。你自己这活儿哪有什么重要。你也可以干抖音、短视频。

  南方人物周刊:顺势而为是吗?

  宁浩:我对必然要发生的事情没什么可焦虑。而且现在我不是还有口饭吃吗?挺好。

  南方人物周刊:那它会对你的创作观产生一些影响吗?像你之前提到,短视频直接记录生活的方式,其实比电影拍出来的要接近真实,因为它们本身就是真实。

  宁浩:所以我们拿出《红毯先生》,你拍你每天在菜市场切鱼,可以,我也拍我们每天在片场拍戏,就都拿出自己真的东西,挺有趣。

  南方人物周刊:不过短视频的“真”和艺术创作的“真”其实是两回事。

  宁浩:在选材上可以借鉴它,我觉得在长短这件事情上,本身还是不太一样。我们做影像,我很知道,要想让一个观众笑,一分钟就够。要是想让他哭,没有 15 分钟的叙事,进入不到情绪层。如果我想让他进行思考,得40 分钟以上。如果讨论、论证,那对不起,俩小时。

  南方人物周刊:在《十三邀》里面你还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犹豫说,要不要拍电影?这种疑问也是持续了好几年吗?

  宁浩:这种问题其实一直都在,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对吧?其实我最大的困境是,我老说我是不想卷的一个人,我不愿意在一个赛道里头卷。原先干这活是因为不卷,对吧?别的赛道都特卷。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又卷上了,周围又变成赛道了,我就有点不适应。

  南方人物周刊:你是什么时候觉得周围卷?

  宁浩:最近大概十年。我不知道是不是电影高度产业化之后,它确实变成一个生意了。(笑)以前不太是生意的时候像是课外活动,像兴趣爱好小组,那就不太卷。有一天发现兴趣活动真变成活儿了。

  南方人物周刊:刚才讲到如果不做导演,你会去做什么呢?会过什么样的人生?

  宁浩:过日子啊。做什么都有可能,我是愿意找到自己有兴趣的事情去做,如果能找到更有趣的事情也无妨。

  李修文(作家,《疯狂的外星人》监制,《红毯先生》文学顾问)那句话我非常认同,他就说,人在 40 岁以后应该用尽全力捍卫你自己的生活。我觉得他说得很好。没有必要把时间给予一些你觉得不重要的事情。

  南方人物周刊:你要捍卫的是什么呢?

  宁浩:我觉得是做有创造性的工作,能让我得到快乐的其实是那个部分。

  南方人物周刊:刘德华在一次直播活动中说你拍《红毯先生》,有点像回到二十多岁的拍片心态,他说让他回到二十多岁演戏的心态可能回不去了。不知道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样的?是真的能够找回原先课外兴趣小组的感觉?

  宁浩:我觉得还行吧,现在还可以。

  南方人物周刊:那还挺好。

  宁浩:恭喜我吧。(笑)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孟依依 张宇欣

  编辑 / 杨静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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