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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周刊 | 《苏沈良方》的分成与合编:相逢一书泯恩仇

发帖时间:2024-03-29 04:15:37

原标题:海南周刊 | 《苏沈良方》的海南分成与合编:相逢一书泯恩仇

文\本刊特约撰稿 金满楼

宋代医家个人编撰方书的风气盛行,学者文人也每每涉及于此,周刊形成了所谓的苏沈清幽鬼帝“儒医”。司马光、良方文彦博、成合仇沈括、编相苏轼等皆有医方著作,逢书沈括的泯恩《良方》和苏轼所收集的验方被后人合编为一部书,这就是海南《苏沈良方》。

《良方》:沈括搜方有术

《苏沈良方》由两部医书合编而来,周刊一是苏沈沈括的《良方》,另一是良方苏轼的《苏学士方》。沈括是成合仇北宋官员,也是编相熟为人知的《梦溪笔谈》的作者。据记载,逢书钱塘沈氏一向有收集药方的传统,当时有“沈氏五积散”“白龙丸”等家传药方和药典《博济方》传世。沈括早年体弱,在家学传统的影响下,他也十分注意搜集医方,“凡所至之处,莫不询究,或医师、或里巷、或小人,清幽鬼帝以至士大夫之家、山林隐者,无不访求,一药一术,皆至诚恳而得之。”

沈括出身官宦家庭,早年随父亲沈周游学于泉州、开封、江宁等地,有相当的社会历练。后来他出仕后,对各地医方草药同样留心,尤其他个人经历的治病过程,更是记之甚详。某次,沈括背部及右肋疼痛难当,医生们认为是风病,但治了几个月都没治好。后来,某医生向他传授“神保丸”,这才得以痊愈。再有一次,沈括在察访河北时眼疾复发,试用了各种医药都不见效。所幸后来遇到一个郎官丘革开了一服“四生散”,眼睛的肿痛才告消失。对于这些经历和药方,沈括都详细记入《良方》,并尽可能注明每一药、每一方的来源及出处,以便后人学习参考。

《苏沈良方》书影。资料图

至于沈括本人,也经常为人治病。他曾用“通关散”治愈卢州万参军的久泻不止,用“伊祁丸”治愈胡楚望博士的关节肿痛,用“加减理中汤”治愈领军韩录佰的“胸满欲死”,用“乌头汤”治愈癔病失明等。元祐二年(1087),江浙爆发疟疾,常州某客有一妙方,沈括留心观察并将之收入《良方》,是为“七枣散”。由于经常在外行医,沈括在当时的官场中有“博学淹贯,无所不通,于医尤精”的称誉。

沈括在《良方》序言中提出:治病有五难,即“辨疾难,治疾难,饮药难,处方难,辨药难”。因此,但凡治病用药,都要十分审慎地考虑疾病发生的一切因素,“目不舍色,耳不舍声,手不释脉”;在因人施药的同时,也要考虑患者的饮食、心理和生活环境等各方面因素,综合治理。

大约在庆历、熙宁年间,沈括将平时收集到的药方、医术等编成《灵苑方》。晚年被贬谪期间,又编成《良方》一书,这也是他一生治方的总结。可惜的是,前书已佚,唯有后书留存。

《苏学士方》:苏轼养生有道

据记载,沈括的《良方》原为10卷,后人将苏轼的《苏学士方》加入后变成15卷,即所谓《苏沈良方》。和沈括一样,苏轼也出身于仕宦家庭,而且同样兴趣广泛,对医学医药颇为留心。在其一生中,苏轼曾在山东、江苏、湖北等多地为官,他每到一地,都会留心地方上的验方效剂,并将之记入自己的笔记杂著之中。此外,苏轼还利用在朝为官的有利条件,收集了不少宫廷秘方。

《东坡志林》中说,“(苏轼)所至常蓄善药,有求之,则与之。”在杭州做知州时,苏轼不仅治理了西湖、兴建了苏堤,而且还建了一所名为“安乐”的医院,三年中收治病人近千名。某年,杭州发生疫病,一时人心惶惶,所幸苏轼之前曾收录了一个名为“圣散子”的药方,该药方所用都是中下品药,“略计每千钱即得千服”,杭州人“得此药全活,不可胜数”。

苏轼为人开朗,性格豁达,他平时十分注重健身防病,并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养生方法和理论。譬如在营养方面,苏轼倡导多吃蔬菜、少吃肉食;在生活饮食方面,他主张起居有常,未饿即食,未饱即止,饭后饮茶散步等;在健身方面,苏轼提倡适当运动,并重视精神情志的调节,这些主张与现代保健观念十分吻合。

画家刘运良笔下的苏东坡。资料图

通常来说,历代养生家都认为静养贵在养心,因为心是人的主宰,所谓“心静则神清,心定则神凝,心虚则神守,心灭则神存”。心是精气神的主宰,无论炼精、炼气还是炼神,都应先从炼心开始。对此理论,苏轼以“安”“和”二字加以阐释,“安则物之感我者轻,和则我之应物者顺。外轻内顺,而生理备矣”。在他看来,“物之来也,吾无所增;物之去也,吾无所亏”,这种不为外物所扰的安静平和,才是消灾免病、延年益寿的关键。

累积多年后,苏轼将记下的药方和养生理论分别写成《苏学士方》和《东坡养生集》等著作,这也为《苏沈良方》的合编提供了基础。

“乌台诗案”与《苏沈良方》

清代陆锡熊、纪昀等在编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时,其中对苏轼、沈括及《苏沈良方》的评价是:“宋世士大夫类通医理,而轼与括尤博洽多闻。其所征引,于病证治验,皆详著其状,确凿可据。其中如苏合香丸、至宝丹、礞石丸、椒朴丸等类,已为世所常用,至今神效。”“盖方药之事,术家能习其技,而不能知其所以然。儒者能明其理,而又往往未经实验。此书以经效之方,而集于博通物理者之手,故宜非他方所能及矣。”

从《苏沈良方》的诸多序言看,这本书是何年所编,又系何人所为,目前尚不清楚;而且,这本书流传初期有多个版本,文字也存在较大差异。而说来有趣的是,沈括和苏轼虽然同为《苏沈良方》的作者,但两人有过一段历史公案,合编成书非他们所知,也未必符合他们的心愿。

说起这段公案,还得从两人关系及历史上的“乌台诗案”说起。沈括比苏轼大5岁,中进士却晚了6年,两人曾同在崇文院任职。王安石变法时期,沈括是变法的积极参与者,而苏轼与司马光站在一起,属于保守派阵营。

据南宋王铚在《元祐补录》中记载:熙宁五年(1072)时,沈括受命巡察两浙农田水利,他曾与时任杭州通判的苏轼谈论旧情,并将其新作抄录了一份。回京后,沈括却以附笺方式将苏轼的“诽谤诗句”加以揭发,不过当时并未引起重视。直到元丰二年(1079),御史台官员李定等人接连上章弹劾苏轼,这才酿成所谓“乌台诗案”,苏东坡由此被贬多年,亲友们也受到了牵连。

当然,《元祐补录》的记载目前还不能确证。即使二人生前交恶,一部《苏沈良方》的诞生,也会让两人相逢一书泯恩仇。(金满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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